如何向一位外國友人解釋“禮”字？可以是“禮貌”“禮節”，也可以是“儀式”“典禮”。而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禮”是社會秩序的總稱。
很多像“禮”一樣意涵豐富的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在外國語言中鮮能找到與之對應或相近的詞語，而這些概念恰恰最能體現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可以說，想要真正了解中國，離不開對這些思想文化術語的深入理解。
術語外譯，主動發聲
(資料圖片)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與日俱增，也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海外的中國文化研究學者和愛好者常常面臨中國思想文化相關文獻資料缺乏的問題。這種現象在一些非英語國家更為突出。
“我在學校教授‘現當代中國思想’課程。我們非常缺乏中國人文社科相關的西班牙文文獻資料，我只能向學生們提供相關的英譯資料。”巴塞羅那自治大學東亞學院副教授馬諾·帕楓-貝利松表示，閱讀英譯資料不利于學生準確把握漢語原文的含義，因此，權威的思想文化外譯參考資料對他和學生們來說十分必要。
“拿成語‘前車之鑒’舉例，有位外國友人以為這個詞的意思是在前面的車的后方裝一面鏡子，這樣后面的車就可以看到了。”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黃友義說，“像這樣讓人哭笑不得的例子還有很多，如果我們不把中國文化的解釋權抓在自己手中，就容易產生很多誤讀。”主動向世界介紹和展示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的真正含義，才能向世界打開正確認識和理解中華思想文化的大門。
黃友義還指出，從翻譯史的角度來看，譯者們最關心的總是強勢文化。那些在西方文化中成長、特別是以英語為母語的譯者們不可能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去整理中華思想文化術語。“話語權是自己爭取來的，不是別人送來的。”
2014年，“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傳播工程”（以下簡稱“術語工程”）正式啟動，從國家層面開展思想文化術語的整理、翻譯和傳播工作。“在術語工程的數據庫中，術語完全以中外對照的形式呈現，包括條目、釋義、引例，以幫助讀者更全面地理解這些概念。”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副總編輯章思英介紹，“我們期望海外讀者能把這些譯法應用在翻譯或寫作中，使之逐步成為他們表述中國的話語。”
推敲打磨“譯”并不易
翻譯思想文化術語并不是簡單地把一個個詞語翻譯成外語，而是要求譯者在對術語的內涵充分認識和理解的基礎之上，用盡可能準確地道的外語進行表述。“或者說就是‘兩步走’——從文言文到白話文，從白話文到外文。”章思英說。
“事實上，能夠做到這‘兩步走’的譯者鳳毛麟角，因此，工程團隊通過協作來實現術語翻譯。術語工程專門設置了哲學、文藝、歷史三個學科組，以及外文譯審組。學科組專家學者負責篩選術語，用200到300個現代漢語漢字闡釋每條術語的含義，同時給每條術語搭配1到2條引例，每條引例以文言文和白話文對照的形式呈現。這是‘第一步’。譯審團隊負責‘第二步’，譯者完成初步譯文后，由術語工程特邀漢學家潤色，再由譯審專家審訂、定稿，這是一個反復推敲的過程。”章思英說，這樣復雜的流程在其他類型文本的翻譯中是不多見的。
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術語外譯還存在諸多難點。術語工程外籍專家、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艾愷認為，思想文化術語翻譯的最大難點就是文言文中許多多義概念很難在英文中精準找到對應的表達。“通常由一兩個字組成的詞，英文中可以找出十幾個詞來翻譯它。如果要把這個詞解釋得全面、準確，需要比較長的文本。”艾愷說。在面對這類多義的單字或少字術語時，術語工程通常采用音譯并輔以釋義的做法，必要時也會附上意譯。章思英舉例說，“‘氣’字音譯為‘Qi’，除了釋義外，這里也加上了意譯‘VitalForce（生命的力量）’。”
術語外譯的首要原則是“忠于原文文本”。但由于許多術語具有多義性和豐富性，導致一條術語的完整翻譯雖然準確，但可能變得冗長，與中文言簡意賅的特點相去甚遠。艾愷認為，翻譯應當做到整體意義的傳譯而非逐字翻譯。例如，“孔子用‘興觀群怨’來概括《詩經》的主要功能。之前譯文很長，不像一條術語，倒像是一段話。經過和中國專家的探討，我們把‘興觀群怨’的翻譯確定為‘Stimulation（激發），Contemplation（思考），Sociability（社交），Criticism（批評）’四個詞。”
在面向不同目標語言進行術語外譯時也會遇到不一樣的問題。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語學院教授薛慶國介紹，中國文化和阿拉伯文化都屬于歷史悠久、底蘊深厚的東方傳統文化。因此，一些中國思想文化術語可以在阿拉伯語中找到相似或相近的詞語。例如，“仁”字譯為“Muru’ah”，表示“完美人格”，而“仁”在儒家學說中也著眼于“人”，二者對應性和契合度較高。雖然如此，“阿拉伯語中還存在很多看似和中文術語相似，實則內涵差距較大的詞語。如果直接照搬，可能會引起誤讀，這是在外譯時需要格外注意的。”薛慶國說。
交流互鑒，潤物無聲
從術語學角度看，術語一般具有系統性、單義性、定義性等特征，但許多中國思想文化概念并不符合這些要求。“我們可以把這些術語理解為思想文化關鍵詞（keyconcepts）。”黑龍江大學俄語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鄭述譜認為，“我們不能削足適履、畫地為牢，把不符合術語學要求的概念都排除在外。例如，‘和為貴’本身不是詞語，而是一個命題判斷。但不能因此拋棄這個闡述儒家處理人際關系重要原則的表達。只要它具有傳播價值，外譯就是有意義的。”
鄭述譜還指出，外譯必然帶來意涵偏移的問題，沒有絕對的正確。好的譯法是經過實踐的檢驗，才被廣泛接受的。在這個過程中，交流比正確更重要，交流才能促進更深層次的理解。
“研習翻譯中國思想文化內容，讓我對中國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泰國青年學者沈瑞芝還舉例說道，“傳統中醫藥文本中的‘毒’，有時可能指的是‘藥’。這讓我逐漸意識到，現代西方文化‘非黑即白’的思維習慣把一切事物都劃分得十分清晰。相比之下，中國文化則更具有包容性和辯證性。”
既然交流是思想文化術語外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我們交流的對象是誰？黃友義認為，是那些“想學習一點中國文化的外國人”。“他們想知道中國人所說的‘禮’‘天’等概念是什么，這些概念一兩句話說不清楚。這時候參考一下術語圖書，就清晰了。”黃友義說，盡管每條術語的釋義只有二三百字，但這凝結了中國學者多年的研究心血。
術語外譯可為中國話語體系奠定基本的知識框架和語義基礎。思想文化術語外譯則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哲學和人文精神，促進文化間的交流互鑒。思想文化術語外譯的傳播效果不會立竿見影，但相關研究者和譯者的每一分努力，都為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理解作出了貢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當然需要加倍努力，但也需要有耐心，想讓外國人一下接受我們五千年的文化是不現實的。‘潤物無聲’式的潛移默化，對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可能會更好。”鄭述譜說。
（松花江網編輯 徐濤）
責任編輯：Rex_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