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魯番是一個美麗富饒的地方，這里有舉世聞名的葡萄園風光，豐富多樣的特色美食。吐魯番也是一座神秘古老的城市，它曾經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在古代稱為高昌，金庸小說《飛狐外傳》中的“高昌迷宮”就是得名于此。吐魯番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文物遺址眾多，瑞典東方學家貢納爾·雅林評價吐魯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素先生近日接受中國民族報“道中華”專訪，對漢唐時期吐魯番與內地密切的文化交流進行了精彩解讀。
記者：漢唐時期是絲綢之路發展史上的輝煌階段，而吐魯番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樞紐，請您介紹一下漢唐時期吐魯番的歷史與文化概況。
(資料圖)
王素：吐魯番原屬姑師，姑師分裂以后屬車師前國。張騫之前，絲綢之路就已經存在，那屬于民間性質，道路不夠安全，張騫通西域的意義在于把民間通道變成官道。此后漢軍開始在吐魯番屯田，西漢稱這里為“高昌壁”，東漢改名為“高昌壘”，開始有高昌這個名字，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認為“高昌”得名于敦煌的“高昌里”。漢代郡縣制與鄉里制度已經在敦煌推行，敦煌漢簡里面有“高昌里”的記載。漢代前往吐魯番屯戍的士兵，主要是從河西地區去的，從敦煌去的最多，因為距離近。魏與西晉時期稱這里為“高昌”，十六國北朝時期發展成為“高昌郡”和“高昌國”，唐滅高昌，在這里設置西州。從史書的記載來看，高昌文化與中原文化基本是一樣的。《梁書》記載說，高昌人的言語和中原大致相同，經、史、子、集四部典籍在高昌都有。高昌與北朝的政治文化關系非常密切，經常派遣使者。高昌麴氏王國（499—640年）建立后，更是朝貢不絕，有一次向北魏派遣使者，求借經史典籍，并請國子助教劉燮為博士。北魏皇帝在詔書說高昌民眾是漢魏遺民，其實西晉永嘉之亂以后，中原不少漢人遷移到這里。高昌陰氏和高昌令狐氏都是源出中原，高昌麴氏是從金城郡遷移過去的。
吐魯番高昌故城。（王恩山 供圖）
《周書》記載說，高昌仿照中原太學建立教育制度，它的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中原小異而大同。《隋書》記載說，高昌王坐室的畫像是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唐朝滅高昌后，很快就在這里推行了府兵制度、鄉里制度、租庸調制度等一系列中原制度，比在于闐、龜茲施行這些制度要早很多，就是因為高昌有施行這些制度的政治基礎、文化基礎、歷史基礎。由于吐魯番是絲綢之路重鎮，多元文化在此匯合，但是整個漢唐期間，吐魯番地區主流文化還是中原文化。
記者：王國維先生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強調出土文獻與傳世記載互相印證。吐魯番出土了哪些文獻？是否印證了史籍記載？
王素：我們知道，敦煌藏經洞是1900年發現的。吐魯番文獻的發現比敦煌文獻要早得多。著名的《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在高昌故城出土是1882年，比敦煌莫高窟的發現要早十八年。
《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清代拓本。（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官網）
俄國探險家克萊門茲第一次來吐魯番考察和盜掘是在1898年，獲得不少文物。克萊門茲的這次活動在歐洲引起巨大轟動，俄國、德國、日本、英國的考察隊和探險隊紛沓而至，先后多次到吐魯番考察和盜掘，獲得大量古代文書、佛教壁畫、石刻等。這些國家盜掘的吐魯番文書，目前除了德藏文書沒有公布，其他文書都陸續整理出版了。
吐魯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王恩山 供圖）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畫。（王恩山 供圖）
中國的吐魯番考古始于黃文弼先生。他在1928年和1930年兩次到吐魯番，發掘了124方墓磚，收購了不少文書，整理出版了《高昌磚集》和《吐魯番考古記》。1949年后，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的考古，始于1956年對交河故城、寺院及雅爾湖古墓的發掘。但最重要的是1959年至1975年，對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及烏爾塘、交河故城等古代墓葬和遺址進行的十三次大規模清理和發掘，一共清理了400多座墓葬，出土了一萬多片文書。當時唐長孺先生在北京整理二十四史，主持點校北朝四史。1974年，北朝四史整理完了，他在《文物》上看到關于吐魯番文書的發掘簡報，他想去新疆看看，當時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陪同他前往。唐先生看到文書之后，覺得這些文書的價值非常大，決定把它們整理出來。王冶秋請示中央后，1975年國家文物局成立整理組，由唐長孺先生任組長。唐先生用點校“北朝四史”的標準、也是文獻整理的最高規范來整理吐魯番文書。1981年至1996年整理出版《吐魯番出土文書》釋文本10冊，圖文本4冊。
唐長孺先生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整理吐魯番文書，1980年攝于北京沙灘紅樓。（圖片來源：武漢大學新聞網）
因為吐魯番文書的發現，1983年在蘭州成立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吐魯番就并稱了，吐魯番文書引起廣泛關注，吐魯番學成為國際顯學。我們在吐魯番出土的這些文書中，發現了經、史、子、集各類文獻，諸如《尚書》《禮記》《毛詩》《論語》《孝經》《史記》《漢書》《晉陽秋》《文選》等等，我們的考古發現恰恰印證了史書記載的準確。
旅順博物館藏《尚書·湯誓》。
記者：為了便于理解吐魯番與中原的文化交流，您能否利用出土文獻給我們介紹一些具體的個案事例？
王素：學界其實很早就注意到吐魯番出土文獻反映的中原與邊疆的文化交流互動問題。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羅振玉跑到日本避難，看到日本大谷探險隊從吐魯番掘獲的東漢經學大師鄭玄失傳的《論語注》殘片，就興奮不已，因為這個書早就失傳了。羅振玉寫了《〈論語〉鄭氏〈子路篇〉殘卷跋》一文。鄭玄的《論語注》就是從中原傳到吐魯番的。
啟功先生有《論書絕句百首》，其中第六首詠高昌墓磚，大約寫于1932年。他看到黃文弼整理出版的《高昌磚集》，大為驚喜，其中兩句是“翰墨有緣吾自幸，居然妙跡見高昌。”他在注文中指出，高昌磚書法的結體、點畫，無不與北碑相通，而且多屬墨跡，沒有刊鑿之失。書法刻碑存在變形，不如直接書寫保持原樣。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魏碑代表《龍門二十品》都是石刻的，已經不是原來的書法，所以啟功先生看到高昌磚書法后驚嘆不已。西晉是禁止刻碑的，六朝的碑刻非常少。所以他又說，六朝碑志的筆法，可在高昌墓磚中探索。高昌墓磚的書法筆法，無疑是從中原傳過去的。
《高昌磚集》局部圖。
佛教剛剛傳入中國的時候，人們看到信眾磕頭禮拜，像我們祭祖一樣，所以把佛寺叫祠，高昌佛寺也稱作叫祠。后來中原地區佛教寺院稱作“寺”，這種稱謂又回傳到高昌，高昌的佛祠也就改成佛寺了。佛教中國化之后，西域佛教也跟著中國化，這其實也是一種文化互動。
記者：吐魯番與中原北方存在密切的文化互動，它是否與南方有文化交流呢？
王素：吐魯番出土文書出現了“吳客”的記載，“吳客”是指由江南遷往吐魯番的民眾，吐魯番與江南地區也有文化往來。我寫過一篇文章，認為吐魯番發現的《論語鄭氏注》是南朝流行的本子，不是北朝傳過去的。高昌向南朝蕭梁派遣過一次使者，對高昌產生了很大影響。高昌有“儒林參軍”職官，就是從梁朝引進的，因為“儒林參軍”這個職官只有南朝有，北朝沒有這個官職。
最有意思的是高昌王麴伯雅作詩的故事。在北宋大詞人晏殊的《類要》中有一首高昌王麴伯雅的詩《圣明來獻樂歌》：“千冬逢暄春，萬夜睹朝日。生年遇明君，歡欣百憂畢。”這首詩是寫隋煬帝在東都洛陽舉行元宵燈會（大業六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寫詩贊美，其實是首拍馬屁的詩。《隋書》詳細記載了此次元宵燈會盛況，我們今天的元宵燈會就是源于此，這是最早的記載。
從文學意義上說，麴伯雅的這首詩，并沒有什么價值。因為全詩基本上都是照抄南朝鮑照的《中興歌》，只改動了幾個字。鮑照原詩是：“千冬逢一春，萬夜視朝日。生平值中興，歡起百憂畢”。但從政治意義上說，這首詩的價值卻不容低估。鮑照的《中興歌》是歌頌宋孝武帝平定內亂，有中興之功。麴伯雅的這首詩，將“中興”改為“明君”，則是歌頌隋煬帝治國有道，有守成之功。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麴伯雅的這種歌頌，可能是發自內心的。至于煬帝好大喜功，弄虛作假，外國及周邊少數民族商客未必知情。他們到東都豐都市貿易，眼見“珍貨充積，人物華盛”，連吃飯也不要錢，產生盛世明君的感慨，不足為怪。麴伯雅為什么能夠模仿南朝鮑照的詩呢？他不可能到了長安之后才看這首詩，然后模仿。他肯定早就學習過鮑照的詩，這說明南朝文學作品也早就傳到了高昌地區。
吐魯番交河故城。（王恩山 供圖）
受訪者簡介：
王素，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研究院古文獻研究所名譽所長。“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與應用專家委員會”委員、“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修纂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新中國出土墓志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故宮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與研究”執行負責人。先后參加或主持了《吐魯番出土文書》《新中國出土墓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故宮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等出土文獻的整理。個人出版專著18部，代表作有《三省制略論》《高昌史稿·統治編》《高昌史稿·交通編》《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等；發表論文、書評等各類文章近400篇。1992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2005年入選中組部聯系專家庫。
責任編輯：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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